在1960年10月的北京中南海，教员在与老友埃德加·斯诺的交谈中，分享了一段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。尽管过去的革命岁月充满了风波与挑战，包括战场生死与政治排挤，教员却表示，1935年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，才是他所经历的最黑暗时期。当时，党内的分裂和即将展开的内战让他感到极度的不安与恐惧。实际上，张国焘曾两次试图对教员施加威胁，险些使他命丧当场。
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成功会师，但接下来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，成为了双方激烈的分歧所在。张国焘坚持南下，而中央红军则决定在会合后集中力量向北进攻，否决了张的错谬主张。实际上，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，他回到杂谷脑后，便设法散布不满，试图挑拨军队内部的关系。

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，会议提出必须解决一、四方面军的统一指挥和行动问题，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。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意，心中暗自认为中央是在忌惮他的强大队伍。他甚至在会议期间煽动一些人，欲让徐向前任副总司令，以及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，进而希望将两军统一交由他指挥。

张国焘的野心显而易见，为了缓和紧张局势，中央不得不做出妥协，最终安排周恩来让出总政委职务，给予张国焘。但即使如此，张国焘仍然不满足。7月28日，教员一行人在毛儿盖召开重要会议，张国焘向中央提出希望解决“政治路线”问题，要求博古与周恩来分别退出关键职务。

在8月初，会议在沙窝举行，教员、朱德、张国焘等人参与了讨论。在对未来行动方向的争论中，教员坚决主张北上，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。教员分析道，南下与敌军接触会非常危险，甚至可能导致被围困，张国焘则认为北上缺乏群众支持，表示南下是抓住会师机会的最好时机。

双方的争论愈演愈烈，张国焘甚至对博古进行了人身攻击，教员却冷静回应，强调当前应当团结一致以应对挑战。最后，在张闻天的调解下进行表决，结果仅有张国焘一人反对北上的决策，这让他心生不满，清楚教员已经掌控局面，心中暗想要给教员一些教训。

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持续进行，张国焘召集亲信，开始布局他的计划，教员和众人随时置身于潜在的危险之中。